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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推进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并特别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对此,我们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须将二十大精神具体落实到办好人民满意的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上,落实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强国上,切实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正确方向。高校党组织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应对错误思潮、违法乱纪、学术腐败等各种风险挑战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塑造风清气正的高校生态。要切实执行中央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大政方针,有效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正片面的人才评价标准和绩效观,打通高校“最后一公里”。要科学谋划、统筹协调,有效开展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用清晰明确的制度规范引导和管理校内教学科研机构和各职能部门,最大限度提升有限教育资源的运行效率。要深入一线多开展走访调研、恳谈交心,掌握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把党的关心关爱传递到每一位师生员工,加强群众对党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要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支撑做实,必须坚持“德者,才之帅也”的立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塑造未来人才的高尚品德修养,不惧风险、不受诱惑、堪当伟业。要为青年树立理想信念的明确标杆,引导其无愧于前沿性、专业化、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定位,矢志成长为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建设的先锋力量。要引导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认同,自觉同歪风邪气划清界限并开展斗争,在当今世界范围激烈的人才争夺中,引导新时代青年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要为青年提供品德养成的有效平台,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格局,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学者专家倾情投入,提高学生接受思政教育的获得感和实效。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着力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坚持以“四个面向”为引领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高校学术研究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自觉汇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事业,并转化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提升上。要对接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制定既长远又可行的目标,整合学术资源有重点地建设,“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不畏难、不浮夸,不断生成具备真情怀的科研队伍,不断提升具备硬实力的科研绩效,形成创新成果渐进式积累和颠覆性突破的辩证统一。要适应当今世界新型竞争态势,善于在新时代对外开放中合作和竞争,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学术研究领域追求领先度、声誉度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竞争力、话语权有机联系起来。要辐射带动全社会发展进步,引导师生立足中国大地做研究、写文章,以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源源不断输送人才为主渠道,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引领。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创新谋划学科建设布局,发挥学科建设对于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要以国家和地区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优化学科结构,强化学科基础,凝练学科方向,超前谋划新兴交叉学科布局。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打造高水平学科平台,深耕细作基础力量雄厚、学科实力过硬的优势学科,重点发展跻身前沿的优势特色学科,积极布局引领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学科,抢占学科高地。要深化问题导向,创新学科组织模式,突破传统学科边界壁垒,以学科群建设为抓手,推动形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的全学科有机融合。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目标深化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构建长期稳定的对外合作交流机制,拓宽师生国际视野,增长师生国际见识,激发师生国际交流合作的热情与实效。

  面向现代化建设需要,高校要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培养心怀“国之大者”、脚踏实地奋斗的新时代人才。高校一切办学、教学、研究、建设,归根结底要让人才把青春的绚丽之花绽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落实到脚踏实地沉潜奋斗的长久行程中。要引导学生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树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大志,争做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要培育学生增强本领才干,“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必须让其惜时如金、孜孜不倦、心无旁骛,自觉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锤炼、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经世致用、全面发展的大才,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要指引学生瞄准改革实践,“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必须让其知行合一、求真务实,守正创新、迎难而上,担当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的大任。

  上海财经大学有效落实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人才培养正确方向。始终将科学研究作为学校基础工作,推动“顶天立地”科研育人。鼓励教师扎根中国大地、紧跟学术前沿,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强化教学投入,推动教材体系、教学环节改革创新和科研优势转化,实现科研教学有机融合、双向促进。始终将学科建设作为学校的龙头工作,以一流学科高质量建设推动学科育人。全力建设“应用经济学”一流学科,打造应用经济学学科特区,加快新文科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管理等主干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积极布局符合时代所需、具有上财特色的学科体系,夯实学科育人根基。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破解教育改革发展难题,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三全育人”思政教育体系,努力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全球视野和民族精神,富有创造力、决断力、组织力、坚韧力的卓越财经人才,为办好新时代一流高等教育、推进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进行上财探索、作出上财贡献。

  (作者:许涛,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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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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