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走基层）留厦台胞围炉过年 共叙两岸亲情******
中新网厦门1月19日电 (记者 杨伏山)春节来临之际，留在厦门过年的台胞18日晚相聚围炉，共叙两岸亲情。
当天，记者来到湖里区一家酒店，厦门湖里区委台港澳办携手区台商联谊会，正在这里举办湖里区留厦过年台胞围炉活动。
两岸青年同台献艺，汇元台青基地带来歌舞《恭喜发财》，台湾青年曾雍凯、厦门青年方的等两岸青年纷纷登台表演，台胞们共唱《两岸一家亲》，现场喜气洋洋。参加围炉茶叙活动的台胞们互拜早年，互道新春祝福，分享交流在湖里创业、生活、工作的点滴和新年的愿景，共叙两岸亲情。
台胞扮演“财神爷”，向大家送福送财送欢乐。 杨伏山 摄新港社区台胞主任助理毛维林装扮成“财神爷”，向大家送福送财送欢乐。他说，台胞们在湖里生活非常温馨，能从细微之处感受到家人般的关怀，很多台青、台企更是在湖里成就了事业。
汇元台青基地总经理吕振宏则惦记着围炉的家乡菜。他说，和台胞朋友们聚在一起品尝着台湾菜、厦门菜，总能让人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感受到温暖和开心。
“两岸一家亲 共叙中华情”——2023湖里区留厦过年台胞围炉活动举办。 杨伏山 摄台青罗鼎均对记者说，今年是他时隔多年之后第二次在厦门过年。在厦多年，他深切感受到湖里区是台青创业、工作、生活的乐土。此次和家乡的朋友们一起过年，让他倍感家的温暖。
湖里区委副书记陈晓东说，湖里区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发挥与台湾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独特优势，不断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湖里区日新月异的发展，离不开每位台胞的付出和贡献。幸福的成果，也将由每位台胞共享。”他说。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韩莹焕致辞。 杨伏山 摄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韩莹焕表示，长期以来，厦门对台胞台企关怀备至，尽心尽力为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和学习提供帮助，广大台胞在湖里区生活指数是最高的。
过去的一年，湖里区围绕“通”“惠”“情”，不断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为台胞台企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新创办1家台青基地，打造厦门首个台青金融公寓，出台就业台青住房补贴等，吸引112家台资企业落地发展。
湖里区委台港澳办主任方旭明说，许多台胞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回台湾过年，湖里就是他们的家，湖里人就是他们的家人。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台胞们能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新春的团圆和欢乐。(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佰家富app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