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积极恢复和扩大消费,“熟悉的烟火气回来了”******
原标题:多地积极恢复和扩大消费 “熟悉的烟火气回来了”(经济新方位·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元旦假期,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的粮油食品、饮料、日用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1.3%、10.2%、2.6%;据商务大数据监测,“2023全国网上年货节”前5天网络零售额达2080亿元,比上届同期增长4.7%……近期,各地商业和餐饮行业积极复工复产,群众生产生活逐渐有序回归正常。
近日,本报记者在多地采访消费市场恢复情况。“熟悉的烟火气回来了”,成为许多商家与消费者的共同感受。
北京
消费季亮点纷呈
近期,北京市不少商圈客流迅速回升。作为北京美食地标的簋街,多家餐馆烟火旺盛,这条全长1472米的美食街已有90多户商家恢复营业,一些餐厅恢复24小时营业。数据显示,北京线下餐饮、酒吧、KTV等消费业态正逐步回归常态。
与此同时,北京居民在出游、休闲娱乐等方面消费潜力也不断释放。“周末带孩子去了趟环球影城,从入口处就开始排队,人很多!”北京居民彭女士说,不少项目排队在一小时以上。美团数据显示,北京环球度假区近期门票订单量周环比增长68%,较去年同期增长近三成。
北京各大雪场最近出现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之后的新一轮火热场景。在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滑雪爱好者们从山顶呼啸而下。“早就想来滑一滑‘奥运赛道’了。”滑雪爱好者李女士说。除了赛道,该园区同步开放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冬奥村度假酒店也吸引了众多游客。
位于延庆区香营乡后所屯村的民宿“风拾光居”已恢复营业,民宿负责人吕和利告诉记者:“元旦假期3天,天天客满,春节期间的客房现在也预订一空。”数据显示,元旦假期,延庆区共接待游客12.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900万元。“春节快到了,相信会有更多游客选择住民宿,体验乡村休闲生活和红火春节气氛。”延庆龙源里民宿负责人訾运卿表示。
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北京各级商务部门和商业服务业企业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多措并举丰富商品和服务供给。北京消费季全域联动、亮点纷呈,60余个商圈、千余家品牌开展年味特色促销,东城区、大兴区、延庆区等发放百万消费券实在惠民。元旦假期,北京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商等业态企业实现销售额35.3亿元,恢复至2022年同期的83.8%。
广州
大型促消费活动添动力
“看电影,逛街,再吃晚饭……”广州居民李女士和家人来到正佳广场消费。“这是我们两个月以来第一次堂食,比我想象的热闹多了。”李女士说。据订餐平台统计,元旦假期,广州堂食线上交易额环比前一周增长121%。
近日,广州市陆续推出多个大型促消费活动,政府搭台、商家唱戏,吸引居民回归线下消费。新近启动的广州国际购物节,将持续至1月底。
“我们相信,购物节活动将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提振市场信心。”正佳广场负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购物节期间,广州市将持续开展“羊城欢乐购”政府消费券发放、家电“以旧换新”等活动。各区推出丰富多彩的促消费举措,例如荔湾区开展欢乐购主题展销,组织区内优质企业集中展示商品,举办新春醒狮表演、换装巡游、游戏游园等活动;海珠区开展“百企暖冬”消费节,组织线上线下平台开展让利活动,超过100家企业参与……
据悉,广州还推出了时尚消费节、国际美食节、网上年货节等大型促消费活动。广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各项活动将进一步发挥流量牵引作用,为消费复苏积蓄新动能、增添新动力。
重庆
发放消费券、惠企补贴
冬日夜晚,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灯光亮起,一顶顶五颜六色的帐篷依次排开,摊位前围满逛“夜市”的人。“每个摊位都很有意思,这是刚才买的零食。”重庆居民小赵告诉记者。
“您对哪款车型感兴趣?目前我们有优惠活动。”重庆两江新区长安深蓝汽博店,销售人员热情招呼进店顾客。满减、补贴、抽奖……两江新区的汽车销售店纷纷推出新能源汽车购买优惠活动,前来咨询和试驾的消费者不少。
恢复和扩大消费离不开政策支持。重庆市大力培育消费新动能,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和活动,并联动四川成都举行双城消费节。“通过双城联动,希望尽快掀起消费热潮。”重庆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各区县和相关企业积极为消费市场暖场:在渝中区,元旦假期针对双城消费发放惠民消费券和“城市福袋”;北碚、南川、梁平等区县也陆续推出消费券……
“我们的项目获得了政府50万元支持补贴。”重庆金弓集团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蒋莉介绍,目前,该公司商业平台入驻商家27家,包括餐饮、酒店等服务业态。“我们将把补贴用于举办线下活动、项目建设等方面,助力进一步提振消费。”蒋莉说。
元旦假期,重庆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零售额72.85亿元,消费市场信心正在稳步恢复。“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落实促进消费恢复和支持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广泛开展促销活动。”重庆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说。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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