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十******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题：贯彻——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十
新华社记者
“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纵览党的二十大报告，“贯彻”一词出现20余次。
贯就是串，彻就是通；上下贯穿，通达至底。从这个词，可以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令出如山、言出必行，一以贯之、一贯到底的作风和品格。
贯彻之源——中国共产党在狠抓落实中锻造出强大政治执行力
10月25日下午，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正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党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话语掷地有声。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善于把远大理想、最高纲领同脚踏实地、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这正是“贯彻”二字的力量所在。
纵观百年党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不断夺取新的胜利，靠的就是全党同志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抓贯彻落实：在河北正定工作时，决定了要做的事，就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在福建宁德工作时，用了两年时间清理干部非法占地建私房，不达目的不罢休；在浙江抓“三农”工作，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向基层干部宣讲……
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于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情况，总是亲自调研、亲自督促、反复去抓——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就主持制定中央八项规定，并始终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严格执行，十年如一日，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向深入。
以钉钉子精神抓扶贫，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先后6次就“秦岭违建”作出批示指示，直至千余栋违建别墅被整治、相关人员被查处，彰显一抓到底、务求实效的工作作风。
……
一以贯之，方得始终。坚定不移执行、不折不扣贯彻，中国共产党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
贯彻之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2020年4月21日下午，雨后初霁，陕西平利县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园区里，满山绿意，茶香扑鼻。
习近平总书记面带微笑，向正在工作的茶农们迎面走来。在他身旁的，是陕西省委书记、安康市委书记、平利县委书记、蒋家坪村党支部书记。从党的总书记，到村党支部书记，同时出现在产业扶贫第一线共抓脱贫攻坚，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上下贯通、一贯到底的密码。
这个组织体系，贯彻的意志坚定不移——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
“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
在一个拥有9600多万名共产党员、14亿多人口的大国，不折不扣、充分彻底地将党中央意志转化为每名党员的实际行动，至关重要。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而更加团结统一。
这个组织体系，贯彻的制度严密系统——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共同构成的科学组织体系。
横到边、纵到底，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在无数个险要关头、关键时刻，这一严密组织体系发挥出了强大的组织力量。
从血火交织的硝烟战场到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从气壮山河的脱贫攻坚到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只要党中央一声令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义无反顾、冲锋在前，党的组织肌体“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因而创造了一项项彪炳史册的伟大奇迹。
贯彻之要——坚定不移把党的二十大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们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我们正意气风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视域中，讲政治从来不是抽象玄虚的，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体现在实际工作中，以强大执行力将马克思主义变成行动。
秉持一贯到底的作风，向着光荣和梦想开启新的远征，“贯彻”二字，依然是我们奋进新征程的关键密码。
新征程上看“贯彻”，要铺开“全面覆盖”的广度。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党的二十大所作出的决策部署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需要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谋划和推动地区部门工作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创造性开展工作，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
新征程上看“贯彻”，要推进“彻彻底底”的深度。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有近期的，有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要全面推进，又要突出重点；既要狠抓当前，又要着眼长远。多办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在把握总目标、总方向、总要求的前提下，制定明确的时间表、施工图，扎扎实实向前推进。
新征程上看“贯彻”，要秉持“贯穿始终”的态度。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这就更需要我们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顽强意志攻坚克难，以“弄潮儿向涛头立”的胆魄能力开拓进取，乘风破浪、奋勇向前，完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回首来时路，我们始终以一以贯之的态度披荆斩棘，攻克前进之路上的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站上新起点，我们仍要秉持一贯到底的作风，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向着更伟大的胜利进发。（记者林晖、胡浩、王鹏、徐壮）
海报设计：赵丹阳
技术：密雅琪、相昌盛
编辑：胡碧霞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