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广东广州努力提升规划建设精细化、品质化水平
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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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在广东省,广州市地处珠三角中部,九脉汇聚、三江汇流,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人才的聚集、产业的发展。如今,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之一,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何切实提高规划水平,塑造高品质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备受关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地处珠三角中部,九脉汇聚、三江汇流,广东省广州市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人才的聚集、产业的发展,如今又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如何充分发挥规划的引导作用,塑造高品质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成为广州在近年发展中的关注重点。
作为国内首批实施规委会制度的城市、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试点,广州市率先编制形成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充分体现“一美三高”,即美丽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治理的新要求。从人的感受出发,创造高品质的丰富空间;从历史文脉出发,保护传承地区文化传统。科学的规划,多元的公众参与机制,不断提升着城市规划建设的精细化、品质化水平,助推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发展。
办实事惠民生
提升宜居品质
隔珠江与“小蛮腰”相望,一座两层高的白色建筑挺立猎德桥头,整个建筑白天温润如玉,夜晚则熠熠生辉。
“每天晚上散步经过,感觉这个建筑很美观,完全没想到竟是一座变电站。”街坊何先生经公众开放日参观之后,对变电站的印象大为改观,“以前担心变电站辐射会有影响,现在看到数据,放心了。”
抓住市民最关心的问题,将“邻避”设施转变为“邻利”设施,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会同供电部门费了不少心思。“这是广州首批‘社区事·大师做’项目之一,邀请了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陈雄主笔设计。”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介绍,设计师使建筑与绿化景观融为一体,同时兼有变电站科普中心功能,超越了传统变电站的概念。
“开放性、公共性是我们设计中非常强调的一个方面。营造出一种万家灯火的感觉,让变电站从单一的市政设施变成市民喜爱的公共建筑。”设计师陈雄认为,好的公共场所最重要的功能是能让人停留并感到舒适,“小项目往往容易被忽视,但是对于城市的品质提升常常起到关键作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公众对美育、公共艺术、环境整体品质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社区是居民生活的主要空间,社区设计是否合理、功能是否完备、环境是否优越,直接影响生活品质。
2019年以来,广州深入探索社区设计师工作,大力推行“社区事·专职做”“社区事·大师做”“社区事·街坊做”等行动,努力以“设计的力量”精心绣出宜业宜居的品质之城,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市征集专业领域精英人才,形成专家名录,各区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聘请设计师。
越秀区总规划师全过程协调海珠广场品质提升工程,实现交通环岛式广场向步行礼仪式公共空间的嬗变;荔湾区社区设计师工作组推动沙面岛实现步行街区,增添亲民“口袋广场”,改善居民背街里巷生活体验……让设计融入城市,推动广州实现老城市新变化,持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据统计,目前全市已聘请344名社区设计师和163名乡村规划师入驻各街道城乡社区。广州社区设计师工作入选了自然资源部地方典型实践经验案例,多方参与机制,把事情办实、办好,让“烦心事”变“舒心事”,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强规划促产业
推动经济发展
互联网产业迭代升级,广州发力数字经济。毗邻珠江的海珠区琶洲岛,阿里巴巴、腾讯、唯品会等一大批互联网企业进驻于此,千亿级的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正在形成。
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各具特色却又整体协调;骑楼街道融合当地岭南元素,构建宜人商务环境;建筑以连廊串连,建筑风格上凸显文化底蕴,使用中便民宜行……
“我们去地铁站或者去银行,可以通过骑楼,不淋雨、不晒太阳。”自从前年搬到琶洲西区唯品会新大楼办公,肖女士越来越多地体会到集聚区的设计优势,“通过连廊出行方便,中心广场增添绿色,闲时散散步,能缓解工作压力。”
“琶洲西区实施地区城市总设计师制度和地区场地顾问制度,从不同角度把关规划、建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建筑规划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地区城市总设计师侧重于对整个区域的公共空间、建筑形态、广场公园、骑楼、连廊等提出专业咨询意见;地区场地顾问侧重于对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小转弯半径、公交站台、道路照明、公共座椅、垃圾桶等场地景观设计予以把控,制定了40种场地设计要素建设实施标准,延伸至实施、使用、养护等环节。
“规划布局更紧凑、尺度更宜人,最大化集约节约用地和利用江景资源,为产业链条延伸和企业发展留足空间。”广州市对土地储备、产业规划、城市设计、土地招商与出让进行全过程管控,琶洲管委会建设促进科科长姚响全程跟进,“通过开展高质量控规编制和城市设计,参与土地供应前期商务谈判,完善土地出让条件,把规划要求融合于‘引资’‘引智’‘引技’工作,实现区域开发过程中规划、市场、政策的集成互动。”
“琶洲西区的规划,是广州的一次积极探索。”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区规划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白云湖数字科技城等产业园区,也从土地出让走向产业招商、由土地收储走向城市设计一体化,这种规划形式以精细化、品质化的城市设计,实现了有限空间里的创新发展,在实现“产业提升、环境提升”的基础上,提升了城市品质。
微改造传文脉
留下文化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广州是座千年古城,城市的发展,不仅要加入现代元素,也要注重保留传统格局、街巷肌理和景观环境,更重品质,更强调以人为本,更善用中国智慧,更自觉将中华文化传统和当代生活结合起来。
矗立在珠江白鹅潭畔、融现代设计与历史风貌于一体的建筑群,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这是今年5月正式开放的广州铁路博物馆。“这里原先是粤汉铁路黄沙车站的旧址,是广州市历史建筑。经过8年多时间,以‘绣花’功夫微改造而成,所有横梁都留着以前的编号,地板也保持着当时仓库的原样,做到了‘修旧如旧’。”广州铁路博物馆工作人员陈涛介绍,博物馆由院士团队负责改造设计,整体建筑保留了基本原始风貌,集陈列、收藏、展示、科普、教育于一体,通过实物展陈及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展现铁路历史,宣扬铁路文化。
在广州,永庆坊历史街区进行整体保护,实现环境提升、文脉传承、功能转变、老城新貌;泮塘五约古村保留街区原有紧凑的空间格局和历史肌理,修缮传统建筑,推动传统工匠项目落户;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引入民宿、咖啡、艺术廊、文创等与特色风貌契合的新业态,通过居民捐赠展品、邻里互助等系列社会治理创新,让生活与街区公共空间改造共振;还有TIT创意园、太古仓等工业遗存改造利用项目,保留传统空间形态、厚植文化底蕴,塑造出交往便利、生活舒适的公共空间。
近年来,广州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出台《广州市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制定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五年行动计划、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传承工作指引、2022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评估工作方案,修订市文物管理和名城保护委员会议事规则,进一步强化市文物管理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全面系统建立健全标本兼治长效机制。据统计,全市新增认定传统风貌建筑485处,新增历史建筑13处,形成378条传统街巷保护名录研究成果。
“接下来,在‘抓保护’的基础上,我们将持续‘抓行动’‘抓特色’,采用‘绣花’功夫推进历史文化遗产发展利用,打造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典范区域和精品项目,探索名城保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让广州这座千年古城焕发经典名城、时代花城魅力。”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邓毛颖说,面对实现老城市新发展的命题,广州将坚持规划引领,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保护与利用、保护与民生、保护与生态的关系,擦亮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金字招牌”。(人民日报记者 罗艾桦 姜晓丹)
装在小框框里的世界:聋人观众想要什么样的手语新闻?******
装在小框框里的世界
电视屏幕左下角的手语框,是聋人观众看世界的渠道之一。
自1984年,手语框第一次出现在新闻节目,截至2020年年底,有34个省级电视台、209个地市级电视台播放手语节目,一些重要的会议和比赛也配有手语翻译。2012年国务院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如此阐述手语新闻节目的意义:保障聋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手语框的出现,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进步。但要在这个小方框里装下更多内容,还需要很多努力。2021年,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一项面向585位聋人的调研发现,“完全能看懂”电视手语新闻的聋人只有7.69%,大多数聋人能看懂的不到一半,甚至完全看不懂。
有聋人看不清手语框,只好叫老婆陪在旁边,让老婆一边听新闻,一边打手语告诉他,电视里在讲什么。还有聋人表示,长时间盯着屏幕左下角的小方框,容易感觉疲倦。
而对于全国2053万位聋人来说,这还不是他们唯一的遗憾。一个聋人描述,除夕夜,一家人聚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当家人被小品、相声节目逗得同时大笑时,只有他一个人看不懂,因为实时直播没有字幕,也没有手语翻译。
第二天的重播配上了字幕——这位聋人有机会能看懂那些“包袱”了,但家人已经看过节目了。他感觉,那种欢聚一堂的氛围没有了。
为什么看不懂手语新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璇是一位聋人,长期研究手语语言学。她认为,手语画面太小,会严重影响受众的可懂度。比如,用手语表达春夏秋冬,是要握起拳头,凸出的四指根部关节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季节,如果手语框太小,聋人很容易看不清指的是哪个关节,只能靠猜。
“有的手语框只占到整个电视机屏幕的十分之一,这是不够的。”郑璇说,许多电视节目的手语翻译画面保留至手语传译员的胸线以上,但有些手语手势或低至腰部,或高过头顶。
比如,广州市最通用的手语打法是双手掌心向上,在腰部两侧碰几下,超出了手语框画面。为了让观众能够看到完整的手势,手语传译员不得不缩小动作,造成变形。
学会手语不仅是只会几个单词,要把手形、位置、方向、运动、表情、体态和口型整合起来,才能精准表达。
广东一位聋人陈钢举例,用手语表达“开心”,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表现一点点开心,可以用脸部浅浅的微笑,加上手部表达的“好”;要表示超开心,可以夸张一些——睁大眼睛,张大嘴巴,脸部变化丰富,双手晃动,身体姿势摆动,像唱歌和跳舞一样。
但看电视时,陈钢很难从手语传译员的面部表情上获取信息,也有聋人说,手语传译员的手势动作幅度太小,使得“咬字”不足够清晰。
在电视台当新闻手语传译员的刘可研坦言,在电视屏幕前和私下聊天时打手语,人的状态肯定是不同的。在新闻节目,手语传译员应该与主持人风格相一致,需要端庄大方,表情不能过于夸张。但这会对手语表达有所限制。
有聋人观众拿着国外新闻的视频给刘可研看——国外手语传译员的表情生动,肢体动作丰富。“观众希望我们的翻译能够和国际接轨。可中国人本身性格更内敛一些,不太容易像外国人那样外放。”刘可研说。
郑璇说,在媒体、学校等公共场合,按有关规定要求使用通用手语,国家通用手语方案目前只有8000多个词语,仅能覆盖部分核心手势;而聋人之间的交流,习惯用的是社群里自发形成的手语。
而且,几乎所有电视台都用听人(指听力健全的人——记者注)做手语传译员,但听人学习手语,习惯性地用“主谓宾”的汉语语序,而聋人打手语的语法是话题优先原则。“手语能力较差的听人翻译时会下意识用汉语语序打手语,逐词逐句打出来,这让聋人更看不懂了。”
一位聋人举例,要表达“你会不会修电脑?”,聋人往往会打“电脑,修,会”,再带上疑问的表情。
陈钢观察到,当新闻里的词汇还没出现通用打法时,手语传译员的翻译很容易出问题,比如,把“萌萌哒”打成“MMD”“神马”则会变成“神仙加马”。
一些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词也会给刘可研提出挑战,比如:供给侧、同比增长……如果想短时间翻译出来,还能跟上主持人的语速,她只能直译。
过去3年,刘可研参与过70多场北京疫情发布会的手语翻译工作。有一次,她听到“以快制快”,这是生活中很少出现的词汇,如果直接翻译聋人肯定看不懂,她想了一下,把这句话的意思表达为“用最快的方式控制疫情的发展”。
这对手语传译员的翻译水平要求很高。陈钢回忆,早年出现“雾霾”天气时,新闻主播提醒市民出门要戴口罩防雾霾,但手语传译员只用了“雾”替代,在他看来就是仙气飘飘的普通白雾,起不了警示作用。
好的手语新闻节目,要真正做到平视
刘可研经常和聋人朋友交流,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手语新闻?
回答集中在两点,手语框变大,手语传译员的翻译能看得懂。“聋人观众其实是很宽容的,他们这两点要求并不高。”刘可研说。
她曾和电视台的栏目组沟通手语框变大的问题,对方也知道聋人对手语新闻的意见,但在具体操作上,电视台的台标位置、滚动字幕的位置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将手语框调大,会影响画面中其他要素的构成和位置。
江苏师范大学的手语教师刘承承是一名聋人,长期研究电视节目手语播音员的语言使用和翻译技巧。他认为,栏目组应该对聋人语言和文化有一定认识,才能做聋人受众认可的节目。
他举例,中国台湾有一档手语节目,手语主播、片头片尾由聋人或是手语熟练的听人出镜,节目的主要镜头对准聋人,不会“喧宾夺主”。
有一次,这个节目的采访在海边进行,画面上出现文字提示“海浪声”,刘承承马上意识到,现场采访的人听到了海浪声,“节目充分考虑聋人精神世界和无障碍的需求。”
韩国、日本等国家还建立了聋人视频网站,专门同步新闻翻译,创办接地气的手语娱乐节目。还有聋人说,希望由聋人直接出镜担任手语新闻的播报,而不是局限在小方框里。
中国也有受到好评的手语新闻节目,南京栖霞电视台的《小芮说新闻》是其中之一。
南京栖霞区融媒体中心主任方玲是这档节目的创办人。她回忆,2014年,她听从栖霞区残联的推荐,选用两位手语优秀的聋校教师作为手语传译员,这两位聋校老师都是聋人,打的手语更贴近聋人观众的习惯。
这一度加大了主创人员的制作难度:听人翻译手语时,可以一边听主持人的话,一边打,也可以看提词器的字幕打;但聋人只能看字幕打手语。
主持人芮钟科回忆,最初磨合时,他和手语传译员都朝着对方的速度靠拢,他降低语速,手语传译员提高手速,经常要录制多遍,才能保证节奏卡点,后期剪辑师也会做相应的调整。
“没人愿意看一档声画不同步的节目。”编导王珍珍说,“要把手语当成配音、字幕一样对待。”她回忆,有时节奏对不上,手语传译员要尝试不同的手语表达来配合主持人;有时第一遍打错了,传译员要重新再打一遍,就像字幕里不能有错别字、语句不通。
这也让《小芮说新闻》的制作时间要比其他节目更长。以往两天能制作完成的节目,在这里要花4天,有时主创人员还得配合手语传译员的时间。
节目播出后,主创人员感受到聋人观众的热情,公众号后台还涌入居住在外国的聋人。《小芮说新闻》的主创人员还和20多个聋人一起踏青,参与国际聋人节的系列活动,还建了一个微信群。
《小芮说新闻》在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中,手语框大小不好调整,但在节目的网络版本里,手语框可以调为屏幕的四分之一。
这个做法如今被部分媒体采纳:有的电视台把手语框调成正方形,约占屏幕六分之一,甚至一些发布会的网络版,会把手语框调大到屏幕的四分之一。一个聋人说,这些进步尊重聋人和听人有平等接受信息的权利,真正做到了平视。
优秀的手语翻译太少了
对电视台来说,要找到合适的手语传译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南京栖霞区融媒体中心主任方玲说,选择手语传译员时,她更倾向于选择残联推荐的人,不用担心对方会在翻译时出现纰漏,误导公众。
郑璇说,绝大多数电视台会从听力正常的聋校老师里挑选兼职的手语传译员,但近几年,聋校生源不断萎缩,缺乏专业的学习资源和培训机会,这影响了聋校老师的手语水平——学习手语翻译的人有一个共识,只有长期浸润在聋人环境里,与聋人保持接触,才能精进手语水平。
郑璇研究发现,各级电视台的手语新闻质量参差不齐,一些区县级电视台甚至有手语传译员还会穿米黄色、白色的衣服上镜,和双手的肤色混淆。
但刘可研介绍,出镜正确的着装是,穿深色的衬衣,不能佩戴饰物和手表,不能化浓妆。郑璇说:“手语框里最重要的是那双手,从视觉上一定要把手凸显出来。”
郑璇分析,这和当地特教学校的规模和办学质量有关。越小的地方聋人学生越少,县级电视台要找到合适的手语传译员更困难。
找到手语翻译就够难了,要从中选优就更费工夫。
不少受访者说,电视台里几乎没有懂手语的人,很难评价和监管手语传译员的翻译水平。
刘可研说,电视台里很多人一般不太懂手语,“聋人朋友选的翻译又不一定满足电视台的要求。”她介绍,一般手语传译员的薪酬相对固定,且与翻译质量没有直接关系。
陈钢曾去英国交流,当地电视台的大多栏目都配备手语传译员,且经常换人。“在手语翻译服务上,中国和欧美国家相比至少落后几年。”
曾任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院长的孟繁玲说,目前,我国手语翻译专业的学生少,但电视台、高校、医院、法院等单位又需要手语翻译,这个专业的人才往往供不应求。
与之相比,美国的手语教育体系完整,从学前到高中开设有选修课,开办手语教育或手语翻译专业的高校有几百所。澳大利亚中小学也开设手语选修课。
“手语翻译人才的问题不解决,聋人其他的问题也很难解决。”孟繁玲说。
懂得手语的律师唐帅多年处理与聋人有关的官司,此前接受采访时说,有司法机关询问聋哑的嫌疑人时,要通过外聘的手语翻译沟通,有几次,他在案件的同步录像上,发现手语翻译人员直接在摄像头底下向聋哑人敲诈勒索。
而且,陈钢说,目前许多懂得手语的人会另外找本职工作,把手语翻译作为兼职——单纯当手语翻译不能保障生活来源,也没有相关政策扶持手语翻译人才的发展。因此,越到更边远的地方,手语翻译就更难找。
新闻之于聋人的意义
电视机里的手语框,曾被视为保障聋人权益的象征。生活在北京的聋人冯刚回忆,他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手语框出现时,感觉惊喜、高兴。
慢慢地,手语框出现的频率更多了。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电视手语新闻的意义:“反映残疾人生活,为残疾人服务,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2012年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市级以上电视台应创造条件,每周至少播放一次配播手语的新闻节目。
在刘承承看来,电视机那个手语框的存在非常重要。“看滚动字幕,眼睛要高度集中,容易累,清晰表达的手语传译员能让聋人的眼睛相对放松,且传达出文字难以表述的感情起伏。”
但大多时候,聋人注视这个手语框的模样是狼狈的。
曾任北京西城区聋协主席的刘丽娜多次向北京市残联、北京市聋协反馈“看不懂手语新闻”这个情况,对方也努力想协调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
北京一位聋人说,2021年,他曾在北京残联的组织下,作为聋人代表,参与手语传译员的考核,从手形、动作、神态、翻译技巧多角度打分,考核的标准就是“聋人观众能看得明白,看得不累”。
近30位特殊教育学校的听人老师参与了那次考核,每人轮流上台15分钟,跟着随机播放的新闻录音,一边听一边打手语。他回忆,最终,有7位手语老师通过了考核,残联推荐给了电视台后,不知道为什么,电视台还是坚持用了老班子。
郑璇建议,可以组成专家委员会,挑选既熟练掌握手语,又懂手语理论的专家,聋听不限,由专家委员会来评价手语传译员的翻译水平。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一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聋人也说,他们曾通过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各级聋人协会等多个途径反映过“手语新闻看不懂”的问题,但反映多次后,也没有看到改变。
“我们能不能有能看懂的新闻节目,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精神生活?”刘丽娜问。
郑璇说,听障者的最大心理问题是孤立感,而新闻资讯恰恰是聋人和外界连接的桥梁之一,能帮助聋人打破孤立感,寻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有的聋人长年坚持读书看报,喜欢在聚会上,用手语把报纸上的诈骗新闻分享给其他聋人。一位聋人说,他会在世界杯、奥运会、春节联欢晚会播放时准时打开电视收看——这样会让他感觉,自己真正参与了主流社会的活动。
作为中国第一位语言学专业的聋人博士,郑璇有时在北师大开会时,也会有孤独的感觉:当同事开始七嘴八舌的时候,即便有助听器,她很难识别是谁在开口;当座位距离发言人太远的时候,她也很难通过助听器或读唇了解完整的信息。
她说,许多聋人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当一群人说笑话,哄堂大笑时,聋人问“说什么”,听人说,“没什么,和你没关系。”
陈钢有个好友参加会议,他询问旁边的同事会议内容,同事的回答简洁明了,“部门需要改革,要整顿办公室和人员。”
“一句话就完事了?”聋人疑惑,那个会议明明开了很久。
“其他和你没关系,只知道重点就可以了。”同事回答。
聋人渴望双向的交流,而不是单向的
那种“和你没关系”的感觉,在短视频诞生以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
那是当前聋人圈里获取信息最快速、最普遍的方式。还有部分聋人选择用手语自制短视频:教学手语、翻译新闻、诉说生活故事……一个备受欢迎的自媒体每天翻译当天一则重要的新闻,没有配字幕,只有手语,但每篇推文都有数万浏览量。
2021年,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在调研电视手语新闻的可懂度时,也调查了聋人对网络自媒体视频的看法。超过六成聋人能“完全看懂”或“看懂大部分”自媒体上由聋人自发录制的手语视频。相比而言,参与调研的聋人更认可网络自媒体视频。
许多聋人观众都说,由聋人自制的新闻小短片,易懂、便利、有贴近性。他们习惯了在好友群里转发、分享这些短视频,还可以和短视频的制作者在评论区互动。
科技增加了聋人双向交流的机会。冯刚有些年纪较大的朋友,眼睛不好、文字也看不懂。当遇到麻烦时,这些朋友会通过视频聊天,打手语请冯刚帮忙。有时候,冯刚在家无聊了,也喜欢找聋人朋友用视频聊天,有时候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但冯刚也说,通过手机视频打手语,费劲也费时间,一旦信号不好、画面卡顿,就要把刚刚的手语重打一遍。
越来越多科技公司投入无障碍的研究。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陈钢有了一种新的收看方式:电视机屏幕下会出现实时的无障碍字幕,为聋人翻译解说。
电视机甚至出现了由AI代替手语传译员,为聋人翻译新闻,名为数字人。
《小芮说新闻》如今改用了数字人的形式。芮钟科说,数字人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原来4天的制作时间缩短为两天,主创人员只需要把文本录入电脑,就会自动生成数字人打的手语视频。
方玲认为,虽然数字人不如真人有表现力,但是它不会改变意思,保证准确度。她计划可以把数字人推广到更多节目,比如相对轻松的娱乐节目。
“翻译和科技拥抱是迟早的事”刘可研也说,科技的加盟既为手语翻译工作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也让手语翻译员有了新的挑战。
郑璇调研发现,许多苦恼于找不到手语传译员的区县级电视台,如今购买了数字人的服务。她曾应邀指导某大厂的手语数字人研发,投入了许多精力、时间,但要让数字人跟上真人翻译的水平,还距离很远,“目前,数字人的发展还没有到足以成熟落地的程度,一些科技公司夸大宣传,片面推广,很容易造成聋人受众的排斥心理。”
她观察,目前,数字人翻译新闻,有信息丢失、漏翻、动作变形扭曲、节奏怪异等问题。也有聋人比喻,数字人就像中英文翻译机,输入汉语却出来了中式英语。
郑璇担心,电视台等媒体不懂手语,在科技公司蜂拥而上研发数字人的风潮之下,难以判断真实的产品质量,从而损害聋人朋友的利益。
冯刚也说,当前数字人只是单向转达、告知聋人信息,“数字人能带聋人看病吗?”他认为,数字人很难实现双向沟通,能看懂聋人的手语并说出来。
手语是美的、是活的
和汉语、英语、法语一样,手语也是一门语言,它有语法,速度、节奏、韵律、停顿、语气、重音。
孟繁玲看过出色的聋人演讲,台上的聋人利用表情、眼神、体态、面部表情、步伐,浑身都在说话,“如此美,且如此清晰”。
冯刚也说,聋人喜欢用手语讲故事。青少年时,他们喜欢在聋校的讲台上,讲电影故事,成年后去福利单位上班,也喜欢利用午休时聚在一起聊天,用手语“说说”最近发生的社会现象。
郑璇还曾用手语诵唐诗、说汉字、读论语,“手语是非常灵活的。”比如,用头朝下栽倒,那比喻了挫折、碰壁、失败;用拳头敲胳膊借代了疲劳,锤击脑门则借代了困难。
而且,不同地方的手语略有差异,就像是“方言”,但当两个来自不同地方的聋人聊天,他们总能通过更丰富的肢体语言顺畅地沟通。同一个词,可以用不同的手势表达。手语甚至还有语种的差异,比如中国手语、美国手语、日本手语。
但这门语言在中国还处于极其初步的阶段。孟繁玲培养了许多手语翻译专业的学生,发现社会对关于“聋人”和“手语”的知识缺少起码的认识。有学生刚刚入学就闹着要转学,“我有嘴为什么要学着用手说话”“ 看见聋人我害怕”。
“大众关于聋的知识太少了。”她鼓励手语翻译专业学生一定要多和聋人接触,跟着聋人学习手语,不仅要打出聋人看得懂的手语,还要能看懂各地聋人使用的手语。”虽然这个要求对学生来说难度很大,但要成为服务聋人群体的合格的手语翻译员,必须要达到这一目标。”
她曾去美国的学校参观,每个聋生上课时配备了一位手语翻译,且会考核翻译水平,“这样才能让知识传递给聋人,鼓励聋人发展”。
她认为,提高手语地位,还能推动聋人高等教育的发展。
2013年,江苏师范大学成立手语播音硕士点。正在读研究生的胡晓波是少数的聋人学生。他说,学院老师也想招更多聋人学生,但是至今能通过统招考试的聋人只有三位,本质原因是,大多聋人的受教育程度不够高,最容易卡在英语上。
陈钢认识一个英国家庭,五代人都是聋人,却出了10个博士、5个手语翻译,也有人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这一度让他感觉羡慕、震撼。
刘承承发现,当前,中国大多聋童的家长更愿意让孩子学习口语,而不是手语。但手语和口语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聋童学口语是为了能在主流社会里生存,但要毫无障碍、没有隔离感、平等的交流,比如多人聚餐,谈情说爱,只能用手语。
刘可研还是北京启喑实验学校的老师。她观察到,有的聋生回到家,只能在房间里一个人待着,因为没有一个家人会手语,无法交流。许多聋生不爱看新闻,她上课时经常会借助一些时事,想丰富课堂内容,但常常没有什么效果——学生并不了解这些时事,甚至完全没有听说过。
“新闻并不是看出来的。”刘可研说,听人要有一定的、综合的知识作为储备,才能看懂新闻;而聋生在各方面的知识储备都很薄弱,要想看懂新闻相对困难。这两年,她有时看新闻也会觉得,即便是她作为听人,要听懂、看懂一些专业性强的新闻,也有些难度。
冯刚如今也开始用手语自制短视频,“想让社会了解聋人的文化和世界。聋人的声音要被听到,可以通过自媒体来做。”
“聋人要发声,相比其他形式的残障更难。”郑璇说,聋人完成日常沟通就很不容易,要去演讲或是向别人诉说自己的意见更难,而且聋人习惯直接简单的沟通,因此很难听出对方话里的潜台词、话中话。这让聋人很难发声呼吁,争取更多社会资源。
“那个隐形的天花板就一直立在那里。”郑璇说,要真正实现无障碍,还需要更多人的支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