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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第三支柱”如何撑起来?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

  养老“第三支柱”如何撑起来?

  阅读提示

  截至2022年底,个人养老金缴费人数613万人,总缴费金额142亿元……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后,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个人养老金行情迅速升温。目前,收入较高且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群积极性较高。未来,个人养老金制度有待进一步调整优化,进一步提升产品吸引力。

  去年12月底,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的张华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并“顶格”存入了1.2万元,为自己的未来养老“支”起了第三支柱。

  2022年11月25日,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发布通知,明确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北京、天津、上海等36个先行城市和地区启动实施。银行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个人养老金行情迅速升温。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1954万人,缴费人数613万人,总缴费金额142亿元。人们对个人养老金到底是怎么看的?《工人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

  2022年12月初,为了帮在银行工作的高中同学完成年底工作量考核,在天津一家设计院工作的刘伟线上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了1元钱。“过程不复杂,填写相关信息,进行短信验证,就开户成功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人和刘伟一样,是被在银行工作的熟人拉着入局的。

  个人养老金制度开始试点后,首批有23家银行可以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包括6大国有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以及5家城商行。

  一场客户争夺战也由此打响。各大银行纷纷通过返现金、赠送消费券、积分等手段“拉新”。2022年12月29日,词条“每周60个新开户指标,个人养老金争夺战下的银行理财经理‘喊苦’”一度冲上热搜。

  刘伟在开户后,获得了50元现金返现。对于是否继续往个人养老金账户存钱,他仍持观望态度。

  税优是个人养老金的吸引力之一。按照制度安排,个人养老金开户后,可以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按照个人养老金的实际缴费金额进行税前抵扣。刘伟表示,自己的年收入在12万元左右,本身交税就不多,因此减税效果并不明显,可以再等等看。

  个人养老金背后的“两本账”

  与持观望态度的刘伟不同,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的张华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经过了深思熟虑。

  2016年开始,他所在的企业开始为职工缴纳企业年金,这为张华的养老支起了第二支柱。这次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张华是想“支”起第三支柱,为自己养老多一份保障。

  张华今年35岁,年收入在35万元左右,他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减税账。

  除去包括房贷、赡养老人两项专项附加扣除在内的各项扣除,他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约在18万元左右,适用于20%的税率档位。如果能再扣除1.2万元的个人养老金,那一年可以少交税2400元,按60岁退休计算,他可以少交6万元。

  关于投资收益,根据制度安排,在投资环节,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税。

  张华告诉记者,对于养老产品投资,他更看重的是稳健性,而非高收益。因此,他更倾向于选择相对保守的储蓄,“相当于为未来养老多存了一笔钱”。

  按照3%的年化收益率计算,张华如果每年持续缴纳1.2万元,缴纳25年至退休,缴税后,他能从个人养老金账户中拿到43.71万元。

  在福州一家国有银行工作人员张欢看来,个人养老金更适合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的人群。在她接触的开户客户中,收入较高且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群,积极性普遍较高。

  提升个人养老金制度吸引力

  由于个人养老金采取市场化运营,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投资风险。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合理使用存入养老金个人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养老金融产品?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建议,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年龄、财务情况和心理承受能力进行投资。比如,年轻人可以选择购买风险相对高的养老基金和养老理财产品,中年人投资要趋向稳健,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可以选择相对保守的养老储蓄产品。

  根据规定,个人养老金产品由金融监管部门确定,进入个人养老金“白名单”的产品要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4个属性,从而更好保障退休人员的生活。《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也强调,销售机构要以“销售适当性”为原则,做好风险提示,不得主动向参加人推介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下一步,个人养老金制度如何更好地完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前理事长戴相龙建议,今后,可以把个人养老金最高限额提高到1.8万元以上,扩大税收优惠。同时,对个人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率实行保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进一步提升大家参与个人养老金的热情。

  “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灵活化趋势,未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可以考虑将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打通,或者建立两者之间的衔接办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鲁全指出,目前,第二支柱是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缴费,如果劳动者换了工作,新单位又没有企业年金计划,那么他的第二支柱就会中断。他建议,增强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之间的协同功能。(文中刘伟 张华 张欢为化名)

  王维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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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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