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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需要什么样的劳动教育******

  畦面松土、控制株距、取穴盘苗定植……近日,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园艺专业学生宋李一,在学校的实验农田里播种油菜种子。“每次上劳动教育课我都满怀期待,到田间种地很有意思。”宋李一兴奋地向记者讲述着同学们如何完成锄草、翻土、挖渠、施肥的种地任务。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学生生活实际,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注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对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职业教育来说是一个新挑战。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所职业院校,了解到这些院校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的劳动元素,全面覆盖日常性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劳动教育课不仅让学生觉得有意思更有意义。

  挖掘专业中的劳动元素

  刚上大一时,就读于遵义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智能加工技术专业的罗光平觉得上劳动教育课就是打扫卫生,“没什么意义”。在除草、清扫校园的过程中,该校老师会带领着学生识别杂草,要求学生熟练使用除草工具,一学期结束后至少认识20种杂草。

  罗光平渐渐认识了许多常见的杂草,也懂得了这些杂草的价值和功效。正在读大二的罗光平改变了最初的看法,“劳动教育课很有意义,不仅学到了实用的知识,同学们交流协作一起劳动,大家的关系愈发亲密”。

  “城里来的学生没用过锄头,一种杂草也不认识。”遵义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育部部长陈良万说,设计“社会性劳动—校园绿化松土清除杂草劳动课”,一方面想提高学生的劳动技能,另一方面也想让学生在劳动中获得最实用、最贴近生活的知识,“这门课也被评为贵州省100个劳动教育优秀教学案例”。

  在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里有10多亩田地,这里是食品生物与检测系葡萄酒生产技术专业学生的劳动基地。新学期,该专业的每个学生都分到一小块责任田,同学们以小组形式完成规定区域的葡萄种植,学期末还有种植成果展览。

  教育系的学生和内蒙古自治区非遗传承人学面塑,乳品农牧工程系学生做冰淇淋,食品生物与检测系的学生做蛋糕……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发挥课堂主阵地作用,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的劳动元素,强化实习实训课程中的劳动体验。

  “找准学生的兴趣点和兴奋点,让劳动教育变得有意思,不仅能够吸引学生的眼球,还能够吸引学生的心,劳动教育课也就能够达到好的教育效果。”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志愿服务指导中心主任陈芳介绍,2020年4月,该校启动劳动教育课程建设工作,成立了劳动教育教研室,开展教学、课程、师资、教材、实践基地建设以及理论研究等工作,将劳动教育全面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在距离金华职业技术学院8公里外的郊区,有一片541亩的实验农田,这里是该校农学院学生们的实践教育基地。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园艺专业教师姚刚介绍,基地不仅有现代化的大棚、水塘,还有教具、智慧教室,这里也成了农学院学生开展劳动教育的乐园。

  把6亩荒地变成沃土,这让宋李一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亲眼见到阳光玫瑰、红美人柑橘的培育过程,让宋李一觉得“特别新奇、有趣”。在开垦荒地的过程中,宋李一发现看似简单的翻土、挖渠,也讲究技巧和办法。老师布置任务,宋李一和组员们一起想办法,分工协作,克服一个又一个挑战,“现在播种结束了,我时常惦念我种下去的油菜长得好不好”。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院长谢庆勇说,在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当下,“我们仍然让学生体验传统的耕作方式,意在让学生传承实践院训‘从劳力上劳心’的精神品质”。

  把劳动意识融入日常

  新冠肺炎疫情当下,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据了解,返乡同学可以帮父母做家务、干农活,也可以参加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拍摄短视频、撰写劳动日志的方式,完成劳动教育实践课获得学分。

  家住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的何紫微家里养了17头黄牛。零下20摄氏度的寒冬,天刚刚亮,何紫微就起床来到牛棚,一锹接着一锹铲了满满一车草。何紫微先把牛槽中的杂物扫干净,再一点点添草喂牛,“一次不能添太满,不然牛就会把草拱在槽外面”。

  有种土豆的,喂羊的,还有给父母做饭,帮忙做家务的,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辅导员姜峰说,有的学生手忙脚乱给父母做了一顿饭后,知道了父母的不易,“开展劳动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干活,而是想让学生学会感恩,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如果平时走进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宿舍楼,能看到每个宿舍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脸盆、牙刷、毛巾摆成一条线,牙刷头甚至都朝向同一个方向。这背后是该校采取“劳动教育理论+岗位劳动锻炼+社会服务活动”模式开展劳动教育,全面覆盖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实施“2+1+X”课程学分考核。

  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则把劳动教育纳入学院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以课程教育为主阵地,以实践育人为基本途径,紧密结合学校和学生实际,注重教育实效,实现知行合一。

  “强化劳动教育正是新时代赋予职业教育的使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表示,《意见》对新时代劳动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对作为不同于普通教育而是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的另一种类型教育的职业教育来说,必定是一个新挑战:强调“质与量”并重的劳动精神培养,建立“内与外”协同的开放共享机制,注重“知与行”合一的劳动素养发展,都需要与之配套的课程、教材、教法和教师培养的改革与创新,都需要新思考、新措施、新路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佳 来源:中国青年报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依法分类管理重在确保燃放安全

  □ 本报记者 陈磊

  2022年12月30日,辽宁省大连市政府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的通告》称,控制燃放区域允许燃放时间为2023年1月14日、1月21日至1月28日、2月5日,每日7时至23时(除夕不限时)。

  在此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加强2023年春节期间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对外发布称,上海市外环线以外区域,除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之外,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北京市通州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致通州区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在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须经公安机关许可”。

  更早些时候,山东省东营市、滨州市也明确,春节期间在部分区域和个别时间段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有媒体统计,随着群众呼吁松绑烟花爆竹“禁燃令”之声增多,目前已有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即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2023年1月3日,广东省珠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废止《珠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由各区政府、经济功能区管委会依据上位法,自行划定烟花爆竹的燃放区域、时间及允许燃放的种类,并向社会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各地更为普遍的做法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解释说,对于烟花爆竹,政府进行规制有其历史必然性。目前各地通行的“禁燃令”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起初,政府考虑到人们的接受程度,根据安全原则,试行“限燃令”,即在一些城市进行限定燃放区域和限定燃放时间的试点,在人们逐渐适应“限燃令”之后,再施行零燃放的“禁燃令”。

  杨建顺认为,从“限燃令”演变为“禁燃令”后,立法者所预留的特殊处理规则被忽略了,这种“一刀切”的零燃放措施,实际上将传统习俗之燃放烟花爆竹归为彻底禁止之列。时间久了,过春节静悄悄了,年味儿也淡了些,难免引发人们非议。

  在杨建顺看来,目前多地允许规定区域、规定时间内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实质上就是对向往“人间烟火”的民意民情的回应,也是对规制烟花爆竹相关法规的贯彻落实。如此回应民众呼声的做法,体现了法规所规定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综合施策、分类管理的理念,有助于弘扬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增强“烟火气”。

  河南农业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副主任张帅梁教授分析称,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背后,是对我国绵延上千年过年仪式中燃放烟花爆竹传统的回归和文化的传承,是回应群众过年期间期待平安健康的精神需求的回应,也是基于对我国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安全事故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客观认识,更是对作为我国重要产业和就业领域的烟花爆竹行业发展的支持。

  在张帅梁看来,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虽是能否燃放烟花爆竹的“小事儿”,但也是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地对“禁燃令”的松绑,有效地解决和回应了群众诉求。同时,这也是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落实。

  目前,我国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在法规层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这意味着,法律法规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在本行政区域是否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力。

  杨建顺分析认为,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烟花爆竹限制燃放的制度为背景。法律法规的这种授权规定体现了科学立法的精神,遵循了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管理理念。特别是《烟花爆竹管理安全条例》设置的授权规定,较大程度赋予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裁量判断余地,目的在于确保各地“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作出科学安排和部署,避免“一刀切”式的生硬施策。

  杨建顺说,这就需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全面、准确、客观、适时把握“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作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决策、决定和举措,让人民群众在安全保障举措支持的背景下,告别零燃放的“无菌社会”,充分体味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的滋味儿,欢欢喜喜迎除夕、过春节、闹元宵。

  张帅梁说,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域辽阔,省域、市域、县域各有不同情势,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之处,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需求也不尽相同。投射到立法领域,就需要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基本前提下,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因地制宜,因应施策。

  “是‘禁’是‘限’,需要各地根据环境质量、财产安全、百姓诉求等因素的现实情况,以及解禁后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与风险事故等进行有效研判,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制。”张帅梁说。

  那么,具体来说,各地针对烟花爆竹管理如何把握“禁”“限”边界呢?

  杨建顺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限放”和“禁放”的问题,而且是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和燃放的全过程安全保障问题。这就要求各相关主体严格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等各个环节的规制要求,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的安全。

  他呼吁,就烟花爆竹燃放这个环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合理地运用好法律法规所赋予的“限放”和“禁放”的裁量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他建议,一般而言,要行使好该裁量判断权,可以参考把握如下标准:城市区域倾向于禁放,农村区域倾向于限放;人员聚集密度大的区域应当禁放,人员稀少非聚集性的区域倾向于限放;高楼大厦密集区域应当禁放,非高层建筑的区域倾向于限放;威力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禁放,威力不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限放。至于“高危险性烟花爆竹产品”,宜从生产环节把好规制关等。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查处并公布了多起违法燃放烟花爆竹案件。例如,2023年1月1日1时许,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广化派出所发现并查处一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现场查处9名违法行为人,依法对他们进行行政处罚。2023年元旦以来,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共查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件13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7起。

  对此,张帅梁认为,放松“禁放”,不等于完全解禁。在放松“禁放”的地区,人们有燃放烟花爆竹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边界、有限度的。边界就是相关地方法规与规章确定的燃放时间地点与幅度,限度就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因此,违反规则、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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