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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冬残奥选手说北京是老家 和朋友一起能撸100根串******

  镜头前,金发碧眼的芬兰残奥选手马蒂·赛拉宁,正用流利的汉语介绍着自己。很多时候,他也喜欢别人叫他的中文名字,刘迪。

  在近1个小时的交谈中,他毫无障碍地用中文回答了所有问题。由于此前长期在北京生活,在很多语境中,马蒂已经能将北京话中的“儿化音”熟练运用。

图为跆拳道学生作品中的刘迪。受访者供图 图为跆拳道学生作品中的刘迪。受访者供图

  虽然有屏幕相隔,但依旧能感受到马蒂对单板滑雪,对中国的热爱。

  用他的话说,“中国是我的老家”。如今37岁的他,曾在这里生活了20年。

  单板滑雪 & 北京冬残奥会

  作为残奥单板滑雪选手,马蒂在北京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参加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 - UL级和男子坡面回转-UL级比赛。

  “我觉得张家口(冬残奥村)很舒服,希望可以留更长时间,”虽然3月4日才抵达张家口,但马蒂笑着说已经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图为刘迪。受访者供图 图为刘迪。受访者供图

  谈起在赛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马蒂不假思索地说道,“我很喜欢和中国人聊天儿。”在他看来,这会带给他幸福感。

  中新体育:对于在冬残奥村的生活满意吗?

  刘迪:大家都很友好,比如志愿者、安保人员。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得非常好,吃、喝,包括小卖部都是很棒的。

  2002年,一场交通事故导致马蒂的左臂神经严重受损。这样生活了10年后,他在北京进行了截肢手术。

  对于从小就热爱运动的马蒂而言,他不仅选择用时间抚平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喜爱跆拳道的他也开始参加残疾人跆拳道的世界大赛。

  中新体育:如何与单板滑雪结缘?

  刘迪:在和芬兰残奥部门的人聊天时,我知道了残疾人单板滑雪项目。它看起来很好玩,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想试试这个。

  于是,2016年,马蒂带着雪板前往荷兰参加比赛,那是截肢后的他首次踏上单板滑雪的赛场。赛后,他便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更好的运动员。

图为刘迪在比赛中。受访者供图 图为刘迪在比赛中。受访者供图

  本次北京冬残奥会,马蒂未能在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UL级资格赛中突围。虽有遗憾,但他认为能够和世界顶尖选手同场竞技,对自己的表现已经非常满意。

  在马蒂的认知中,是运动给他带来了自信和幸福。如今,单板滑雪已经从爱好变成了马蒂的职业,他在芬兰担任教练,教滑雪、跆拳道、跑酷等。

  爱看《差不多先生传》

  马蒂的父亲从事的是手机网络相关工作,由于工作原因,马蒂很小时候便跟随父亲来到了中国。“在我最初有记忆时,就已经在北京了。”马蒂笑着说道。

  中新体育:“刘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

  刘迪:我父母离婚后,我爸找到了中国妻子,我现在的妈妈是中国人。“刘迪”这个名字是姥爷给我取的。

  “就是跟人家聊天儿。”

  谈及学习中文的过程,马蒂的回答很是简单。“和人聊天的过程中,我能了解大学里学不到的生活用语。”

  回想印象最深刻的经历,马蒂有些害羞地笑了,“应该是我喝酒后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儿。”

图为刘迪在训练。受访者供图 图为刘迪在训练。受访者供图

  中新体育:这次回到中国,感觉中文退步了吗?

  刘迪:我以为会退步很多,但我发现还是可以的。语言这种东西你学会了,即使退步了,很快就能恢复。

  对于中国文学,马蒂同样颇有造诣。

  “我很喜欢《差不多先生传》,”提起自己印象深刻的中国作品,马蒂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兴奋。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差不多先生’。我对我自己的‘差不多’已经很满意了。”话语间,看得出马蒂由内至外的自信。

  “《阿Q正传》我也学过,我觉得‘精神胜利法’也是一个我们所有人必须去考虑的一个事情。我感觉它告诉我们当心变成‘阿Q’。”

  其实,马蒂对于哲学同样很感兴趣。他常和老师探讨《孙子兵法》以及道学等颇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

图为刘迪(蓝色)参加比赛。受访者供图图为刘迪(蓝色)参加比赛。受访者供图

  中新体育:是不是中文课程成绩出色?

  刘迪:也不是,古代汉语,我补考了两次。

  马蒂谦虚地说道,“我读书时的想法是,60分万岁。”

  曾在北京三里屯“消灭”100串羊肉串

  中新体育:对中国哪个城市最熟悉?

  刘迪:我去过(很多城市)旅行,天津、上海、内蒙、成都、大连……

  但对于曾先后三次来北京生活的马蒂,那里无疑是他最熟悉的。

  小时候,马蒂曾住在光明公寓和国贸公寓。进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后,他来到了五道口。后来,还曾搬到顺义。

  “如果现在上车说去哪,我可能会说去五道口。”这个在北京被誉为“青年人天堂”的地方,是马蒂待得最久的。

  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的那段时间,马蒂也时常来到三里屯酒吧街缓解压力。如今在从事职业运动后,他已经戒酒了。

  回想起这些年在北京的经历,马蒂对美食念念不忘。他很接地气地说道,“我喜欢路边摊,羊肉串、烤馒头……”

  “那天在冬残奥村餐厅里吃到了羊肉串,我已经很满意了。唯一遗憾的是,还没找到茉莉清茶饮料。”

  中新体育:有没有在北京寻觅到美食?

  刘迪:马路边的羊肉串是最好吃的!有一次我和朋友去三里屯,我们“消灭”掉了100串羊肉串。

  在北京生活期间,不少芬兰好友也会来中国游玩。对于如何做好“导游”,马蒂同样深谙其道。“如果是年轻人,会带他们去学院路;如果是年龄大一点的朋友,我就带他们去天安门、长城。”

  而长期居住在中国,马蒂也早已被打上了鲜明的东方文化“烙印”。他曾在内蒙古草原骑过马,对于打麻将也略知一二……

  女儿会写ABC前,就认识汉字

  “她叫刘萱,我们叫她萱萱。”谈起女儿,马蒂的嘴角又上扬了几度。

  中新体育:是否会向女儿介绍中国文化?

  刘迪:她已经会说中文了,我女儿她说,还没会写ABC的时候,就已经能认识一些汉字。

  “女儿出生之后,我妻子和女儿说法语,我跟她说英语,我爸爸和他说芬兰语,我妈妈给他讲中文。”

图为刘迪女儿练习单板滑雪。受访者提供视频截图 图为刘迪女儿练习单板滑雪。受访者提供视频截图

  谈起已经接触过四国语言的女儿,马蒂很是骄傲。

  其实近几天,是马蒂妻子的临产期。作为丈夫,他想陪在妻子身边,亲眼看到第二个孩子出生。这次中国之行前,马蒂犹豫了很久。

  中新体育:当时为什么选择来参加北京冬残奥会?

  刘迪: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最后是我妻子劝我来的,虽然她不想生孩子时没人陪伴,但她知道单板滑雪是我的职业。而且北京是我的老家,所以这个机会我不能失去。

  马蒂调侃着说道,“我希望儿子等到我回家之后再出生。”

  多才多艺,深爱中国功夫

  长时间在中国生活的马蒂,对于中国功夫同样痴迷。太极拳、双截棍他都练得有模有样。

  中新体育:在中国,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刘迪:我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学过武术、太极拳、双截棍,也参加过几次比赛,这些都给我带来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和我的中国教练,一起训练的朋友共同交流。

  从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太极拳课程,到在路边被打双截棍的师傅所吸引,马蒂变得越来越多才多艺。

  “我的太极拳课得了100分。”马蒂满意地笑了。

图为在跆拳道俱乐部的刘迪。受访者供图 图为在跆拳道俱乐部的刘迪。受访者供图

  马蒂即将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当被问及将在赛场上打拼到多少岁时,马蒂坦言,“只要我身体允许的话,就会继续。”

  中新体育:未来会考虑来中国定居吗?

  刘迪:我会保持这个意见,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肯定会考虑。

  金发碧眼的他,自称“老北京”;身为芬兰运动员,却在中国生活过20年,在马蒂的娓娓道来中,他和中国的故事也将被更多人所熟知。(作者 刘星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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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新社北京1月31日电 题:《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宋春丹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去世,享年103岁。

  杨苡的书房里,挂着自己17岁时的照片。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曾写过一部小说《已故少女的郊游》,杨苡常开玩笑地对望着这张照片的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个“已故少女”。

  这位“已故少女”、本名杨静如的《呼啸山庄》译者,已经走了。

  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她每天仍在看报看新闻看电影,听喜欢的老歌。她喜欢听一首美国乡村歌曲《你是我的阳光》,每次她念出歌名,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自信的生命力。

  翡翠年华

  杨苡最喜欢讲述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一度想将这段生平写成回忆录,命名为“翡翠年华”。

  1919年,她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行长,家有两位夫人、一位姨太太。虽然女儿出生两个月他就病逝了,但留下了可观遗产。

  杨苡从小就很黏哥哥杨宪益,最爱跟在后面去逛书店。哥哥出去都是前呼后拥,看中了什么吱个声,佣人就上去付钱,大包小包拎着。杨苡每逢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就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杨宪益对这个小5岁的胞妹特别好,总是有求必应,对佣人吩咐一句“要这个”,就全解决了。

  杨苡15岁时,杨宪益给她看了刚问世的《家》。她觉得巴金写的《家》和自己家很像,祖父都在四川做过官,都有老姨太。也是在杨宪益的建议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学,进了西南联合大学。

  她前一年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因此进西南联大算是“复校生”。沈从文说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她“捆住”,她听从建议进了外文系。

  在巴金介绍下,杨苡在天津时认识了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杨苡曾与他相约昆明见,但在巴金的大哥自杀后担负着养家重任的他最终没有出现。

  杨苡参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在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她吸引了学长、年轻诗人赵瑞蕻的追求。1940年,两人结婚。

1941年,22岁的杨苡和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

  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再通信。后来他回信说:“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李尧林病逝。这让杨苡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心被撕裂的感觉。多年后,她在《梦李林》(李尧林笔名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只有这个本事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20世纪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南京大学迁到鼓楼一带后,买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教职员。赵瑞蕻分到了一座两层小洋楼的一层。

  1953年,高教部派赵瑞蕻去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任访问教授,教中国文学。得知孩子不能带去,杨苡就留了下来。

  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履历表中填的职业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就在这里,她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

  她在中学时代就看过《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原作。此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杨苡总觉得译名不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灵感突然从天而降,她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但不久受到了批判。“文革”期间,因《呼啸山庄》和儿童文学作品《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的牵连,杨苡一次次挨批斗。《呼啸山庄》也销声匿迹了。

  1969年夏的一天,红卫兵提审她时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但她没有流泪。她说,我们都学会了绝不轻易流泪,因为只有这个本事,以此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杨苡和巴金的通信始于1935年,彼时她手上一共存有23封巴金的信,后不得不交出。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杨苡也被“解放”。这些信随之发还,一封未少。

  杨苡继续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1980年,杨苡辞职。很多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休,她毫无留恋,痛快走人,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资退休。也因此,她一直没有职称。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杨苡一直记得,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

  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受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

  《译林》杂志创始人李景端一手促成了《呼啸山庄》的再版。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他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少量翻译出版西方国家当代文学作品,急需一部外国名著译作打响第一炮。但找人现译时间太紧,杨苡的西南联大同学、安徽大学教授巫宁坤向李景端推荐了《呼啸山庄》。李景端向社领导汇报后,社领导几乎没有犹豫,很快拍板。

  第一版印刷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呼啸山庄》转由《译林》杂志发展而来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该社的长销品种。

1980年版《呼啸山庄》。

  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包括发还给她的23封信,以及后来的通信,长短不一,共存60封。得知她手上有这么多与巴金的通信,她同学羡慕地说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生命始于80岁”

  晚年,杨苡喜欢在深夜看着透过窗帘流泻进来的月光回忆故旧。

  白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她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这些信件和旧照片,这是她最珍视的物件。她爱写信,还好写长信,常常落笔七八页纸。与之通信者不计其数,有老朋友过世,她会将对方的通信寄给其子女。

  她保持着早年教会学校的规矩礼数,有访客来要请对方用下午茶,送客要送出门外,穿衣要分场合,听音乐会、出去吃饭前都要洗脸描眉。

  平日聊天,杨苡无论讲到什么都要引到哥哥杨宪益身上,觉得他无所不晓。2007年,92岁的杨宪益得了淋巴癌,却能配合医生做35次放疗。放疗后,他回到家,又能自由自在地吞云吐雾、在沙发上堕入他“从不公开的遐想”中了,还玩起了丢了很久的打油诗。

  杨苡自豪地说,杨家人都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此,杨家有惊人的长寿基因。母亲享年96岁,杨宪益活到94岁,姐姐杨敏如活到102岁。

百岁杨苡。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

  近几年,杨苡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与邵燕祥的通信已经托人还给本人,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遗产。

  她常自嘲地引用自己曾翻译过的一篇短文:“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始于80岁。”

  1999年丈夫赵瑞蕻去世,那年,她正好80岁。她对家具、书籍和随处可见的娃娃总是突然有新主意,经常指挥保姆重新摆放一番。照片也在不断变换位置,但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照片总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2022年9月12日是杨苡103岁生日。这一年,《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上集(杨苡口述、余斌撰写)和《天真与经验之歌》相继出版。她还有很多工作计划,要出版自传下集、诗集、散文集,整理手稿信件。9月26日,在公证处协助下,她正式办好了私房捐赠的法律手续,完成了挂心已久的一件要事。

  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完)

                                                                                                                                                                      中国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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