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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从《甄嬛传》看国剧为何火到海外?******

  中新社北京6月3日电 题:从《甄嬛传》看国剧为何火到海外?

  中新社记者 吴侃 门睿

  近年来,国产剧“出海”呈现新趋势,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从“零散”到“批量”,题材上也从古装剧“一枝独秀”到多元题材“全面开花”,国剧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观众,掀起追剧热潮。

  在众多“出海”影视作品中,《甄嬛传》可谓“神剧”,开播十余年依然热度不减。海内外网友拿出“放大镜”对剧集逐帧解读,“甄学家”们将时下种种热点与之进行天马行空的关联,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热搜、不断引发热议。

《甄嬛传》剧照《甄嬛传》剧照

  《甄嬛传》何以让海内外观众常看常新?国剧海外“圈粉”原因何在?国剧如何助推文化交流?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青年对话”邀请中国青年演员、《甄嬛传》主演蓝盈莹和泰国华裔青年、南京大学博士韩冰展开对话。

  蓝盈莹认为,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海外对中国的关注度更高,通过影视剧,外国观众能更多地了解到中国社会的发展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韩冰表示,中国影视剧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激发了海外观众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甄嬛传》为何常看常新?

  中新社记者:《甄嬛传》开播11年来,始终活跃在观众视野中,剧中“金句”也常被“翻新”成网络热门话题,这部剧受到观众认可的原因何在?

  蓝盈莹:作为主创人员,我非常高兴看到《甄嬛传》开播11年来一直得到观众的喜爱。我认为《甄嬛传》热度不减最重要的原因是剧集制作精良。每位演员都要经过几轮试戏才能拿到角色,并在角色创作过程中尽心尽力。导演、摄影等每一位主创都精益求精,力求通过剧集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如剧中的篦子、手炉、螺子黛、点翠旗头等道具,及宫中的礼仪典制等都参考了史实,尽量还原细节,做到有据可查,经得起观众用“放大镜”考量。

  《甄嬛传》讲述了一个情节跌宕起伏、充满矛盾冲突和情感纠葛的故事,也塑造了很多真实丰满、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即便是一些小人物也有自己的“金句”,值得反复品味。网友们常说“没有《甄嬛传》接不住的梗”,大家将剧中的经典桥段或台词与时下的社会、生活、人文热点相结合,经过二次创作对剧情产生新的理解,既契合又有趣,也赋予了剧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让剧情的解释力与时俱进。

《甄嬛传》剧照《甄嬛传》剧照

  中新社记者:《甄嬛传》不仅在中国很火,也受到海外观众喜爱。韩冰是如何与《甄嬛传》结缘的?《甄嬛传》在泰国受欢迎程度如何?

  韩冰:我刚到中国留学时,导师建议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向我推荐了《甄嬛传》,看完全剧后我就成了“后宫迷”。《甄嬛传》是为我打开中国文化大门的钥匙,此后我一直学习了解相关知识,阅读了很多介绍中国历史的书籍。

  《甄嬛传》还原了一些历史场景,以大臣朝见皇帝的镜头为例,《甄嬛传》中这个场景并不是发生在太和殿,而是在乾清门外“御门听政”,这才是符合历史的演绎。看这部剧会让我有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的感觉,每一次重看都能发现不同的细节,加深我对中国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印象。

  在泰国有泰语配音的《甄嬛传》播出,也吸引了很多观众,形成了剧迷群体。11年前《甄嬛传》刚开播时,我在一家泰国网站上写关于中国清朝历史的博客,点击量达到几百万,这在泰国是很高的数字。后来也有很多泰国博主介绍相关历史,中国古装剧在泰国越来越受欢迎。

  国剧为何在海外受到欢迎?

  中新社记者:前些年古装剧是国剧“出海”的主力军,近年悬疑类、都市类、现实类等题材收获了一大批海外观众,为什么这些国剧能在海外圈粉?

  蓝盈莹:长期以来,中国古装剧在海外市场上很受欢迎,从《甄嬛传》《琅琊榜》到《长安十二时辰》,这些剧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戏曲绘画、诗词典籍、礼俗服饰、中华美食等中华文化元素均有涉及,深受海外观众喜爱。

  如今古装剧“独占鳌头”的情况被打破,走出去的国剧呈现出题材多元化特点,尤其是现实题材的作品表现亮眼,比如《人世间》《山海情》等,这类现实题材作品聚焦社会发展、家庭关系、子女教育、亲情爱情等海内外观众共同关注的议题,很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过去在海外看国产剧的大多是华侨华人观众,如今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海外对中国关注度更高了,很多外国民众也会通过现实题材影视剧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

  悬疑剧也是近两年在海外崭露头角的国产剧种,像《白夜追凶》《隐秘的角落》《开端》等剧,凭借缜密的思维、烧脑的剧情和出人意料的反转收获了海内外多方好评。

  中新社记者:国剧“出海”泰国的情形如何,其被泰国观众接受的原因有哪些?

  韩冰:一直以来中国影视剧在泰国都很受欢迎,泰国电视台不断引进各种中国影视剧,早期以古装剧为主,近些年中国的民国剧、甜宠剧、悬疑剧等多种类型的影视剧都开始在泰国走红。

  影视作品“走出去”终归要依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果观众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有先行了解,那么就更容易接受这一文化背景下的影视作品。以泰国为例,我认为泰国观众喜欢中国影视剧的原因在于两国文化上有相似性和共通性,泰国观众在收看中国影视作品时能够轻松地理解其中的文化含义,如此一来作品的好口碑就更容易传播开来。

图为2021年11月3日,云南昆明的一个文创产业园内,一个译制团队的负责人在介绍已经译制出口的影视剧。 中新社记者 李嘉娴 摄图为2021年11月3日,云南昆明的一个文创产业园内,一个译制团队的负责人在介绍已经译制出口的影视剧。 中新社记者 李嘉娴 摄

  影视作品如何助推文化交流?

  中新社记者:流行文化产品具有跨文化沟通的潜力,影视作品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流行产品,其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增进民心相通方面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韩冰:相比于其他文化产品,影视剧较容易实现跨文化传播,能够推动中外文明交流。观众通过影视剧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百姓的生活,也能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民俗习惯、伦理道德、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特别是制作精良、具有共通性的影视剧更容易被身处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理解。

  影视剧具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很多海外的观众通过看剧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兴趣,激发了他们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很多中国影视剧在海外流媒体播出,流媒体的播出机制更灵活,内容更加多样化,这也使外国观众能以更便捷、个性的方式观看影视剧,了解中华文化。

  中新社记者:中国影视剧出海应该如何挖掘中外价值观中交融的部分,让全球观众从中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

  蓝盈莹:国产影视剧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但仍缺乏全球性的爆款剧集,爆款影视作品的出现并非偶然事件,还需以持续向海外传播高质量的同类型作品作为基础。因此保持稳定、高水准的创作十分必要。

  国剧应当进一步在质量上精益求精,在剧本打磨、画面质量、人物造型、演员表演、后期制作等全流程提升制作水准。近年来中国影视行业分工更精细化,影视人才不断涌现,在新技术的运用和智能制作方面也更成熟,国剧质量大幅提升,这是中国剧集“走出去”的基础。

  真实是现实题材电视剧的重要元素,国剧需要立足现实发掘创作素材,讲述真实可感的故事,才能突破不同的文化语境获得共鸣。中外观众的价值观不尽相同,但情感上是共通的,成功“走出去”的国剧还需要透过熟悉的生活场景传递人类共同的情感,才能够与海外观众心意相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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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俗与儒雅——汉唐间孔子形象的演变******

  作者:丁红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副研究员)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潮。随着儒学的沉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的象征,孔子形象的变迁附着了更多的政治、社会内涵,特别在汉唐时期。

走向世俗与儒雅——汉唐间孔子形象的演变

  一 汉时谶纬神化下的孔子形象

  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三月,鲁国相史晨向尚书省奏请祭祀孔庙。文中,史晨一再强调孔子是“乾坤所挺,西狩获麟,玄丘制命,……为汉制作”“汁光之精,大帝所挺,……承敝遭衰,黑不代仓……获麟趣作,端门见征,血书著纪”(《隶释》卷一《鲁相史晨祠孔庙奏铭》),因是上奏尚书省,自是要谨重万分。显然,对孔子形象的描述,其杂用了当日弥漫一时的较多的谶纬观念,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基调和底色:其母颜征在“野合”,诞育了孔子,一如刘媪息止大泽,“梦与神遇”而产下汉高祖般,是应世感生,也即声称的“乾坤所挺”。“玄丘”,指孔子被称为“玄圣素王”。“有德无位”是孔子一生真实的写照,为此尊奉为“素王”;素王为汉制作宪法。孔子为黑帝水精,即水德,是尚法的象征。秦始皇定秦为水德,就是取其“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更何况,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司寇,本就掌管、熟习律法。所以孔子被派来人世,制定宪法,阐释天命,以推行教化,即水胜火(汉,火德,尚赤)也。对此,孔子本人也有明确的自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亦有担当大道的自信。

  这种比附下,各种《论语摘辅像谶》《论语素王受命谶》等踊跃出现,进而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潮。这中间的一个关键,就是时人对远在700多年前孔子形象的描述,典型的就是《春秋演孔图》所描绘的“大九围,坐如蹲龙”,“首丘”“龟脊虎掌”等;“龟脊”,即凸起,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驼背。

  与此尊崇孔子(时封褒成侯)及儒学在西汉元、成间的上升相联系的,是西汉中晚期以来,可能存有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以表彰、推尊的传统,如“光和元年(178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同时,与西汉中期的海昏侯汉墓孔子衣镜相比,也一改画风,集中以“孔子见老子”、表彰好学的儒者之风的面貌出现,也沉淀成了一种稳定的构图式样:头戴小冠、长须、束带、长衣的孔子毕恭毕敬地站立右边,面向左边的老子请教,身着长袍的老子则拄一弯曲的拐杖躬身而立,中间是一童子,即孔子的老师项橐。孔子身后,是陪侍的弟子,即其足以自豪的颜渊、子路、子贡等五人。

  《春秋演孔图》的描述不免空泛,今能有幸一睹汉时的孔子画像。这类画像,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留存物较多的是画像石上的孔子形象。今所见最早的这类画像石是山东微山县出土,约在元帝时期(前49—前33年)。集中出现在东汉中后期,即数量较多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至少30块以上),又以曲阜附近地域出土为多。虽然孔子的面貌因石材的漫漶等不甚清晰,但其俯身前倾以示敬重,其背略驼,却是一望即知。这正吻合这一时期谶纬思潮的想象。二、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典型的是西汉晚期的洛阳烧沟61号墓、新莽时的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中所绘制的孔子形象;但其帽饰(小冠、幞头、平冠)、身形(瘦削、粗壮)等都有明显差别。

  这说明孔子形象的绘制基本稳定,但细节上有不同——还处在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不过,附着在孔子形象上的不无牵强、粗鄙、浅陋的谶纬比附,所谓的“异相”,在曹魏就已开始的严禁谶纬下,急遽地走上了衰落之路而渐趋被剥离;隋时,谶纬已完全衰歇、败落了。

  二 南朝:孔子人间形象的转变与彰显

  荡去了谶纬附着上的种种神异与光彩,东晋、南朝,因儒学地位受到玄学、佛教等强烈的冲击,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孔子原始的本真形貌。

  早在东汉末年的中平三年(184年),党锢解禁后,晚年的郑玄在注释《论语》时,已特别注意解说孔子言行的背景,即剥离了各种《论语》谶的比附、神化,展示出了一位切实、活泼生动、言语蔼如的长者形象,一个更趋坦诚、真实的孔子形象。如郑玄对《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注释,就只是强调孔子“习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而带来的对未来的一丝隐忧和恐惧。这更符合孔子的生活实际,也把孔子从云间拉到地上,一变昔日扑朔迷离的神化色泽,是一位蔼如的智者。这一倾向,东晋时被另一名士范宁——范晔的祖父所继承。范宁力图抬升儒家的地位,竭力恢复一度被何晏、王弼等玄解所遮蔽的一些真实景象,表现了朴实解经的风貌。

  这样,明显有过多神化、特异的孔子形象自然如无源之水,枯竭了。

  与儒学的衰退相一致的,是这一时期的墓葬,也一改两汉时期墓葬墙壁多绘制圣贤忠臣、勇士、烈女贤妻等形象,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不见了踪迹。在南方,着意凸显了荣启期与竹林七贤(特别是南朝的帝王陵,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丹阳胡桥南朝大墓等壁画)等名士;北方则多为隐士、孝子形象(如《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北魏正光五年(524年)下葬的元谧石棺等)。

  不过,在一些时人的绘画中,仍不时见到孔子的形象,如《历代名画记》卷五至七有戴逵《孔子十弟子图》,陆探微《孔子像》《十弟子像》《孔颜图》,宗炳《孔子弟子像》,张僧繇画“仲尼十哲”等,但明显少了许多。在今孔庙圣迹殿,或传为顾恺之绘的孔子像,接续东汉时墓葬壁画的传统,头戴平冠、褒衣博带、“秀骨清相”的孔子成了心中较真实、最理想的孔子形象。

  这是孔子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

  三 隋唐时祭孔制度的完善与孔子形象的基本定型

  在初唐、盛唐,就已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的尊崇情形。两汉时,“先圣”成了周公的专称,孔子只好屈居第二,成为传达周公意旨的“先师”。据《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唐会要》卷三五“褒崇先圣”条,这一时期尊崇、祭祀孔子的重要举措有:贞观二年(628年),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贞观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神龙元年(705年),以邹、鲁百户为隆道公采邑,以奉岁祀,子孙世袭褒圣侯。开元五年(717年),颁布诏令《令明经进士就国子监谒先师敕》,考试前先拜谒先师孔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更进一步抬升,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并褒赠“十哲”,东西列侍(《旧唐书》卷二四《仪礼志四》)。制度日趋完善,规格、地位日渐上升、稳定。重要的是,在浓烈的尊崇氛围下,更沿袭、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即借助科举的力量,《论语》成了一门必考科目,促使了整个社会的研学。

  既然各地州县需建孔庙,孔子形象的绘制与规范就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如檀州刺史韦机,显庆(656—661年)中“创立孔子庙”时,就“图七十二子及自古贤达,皆为之赞述”。

  与此相应,是一流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等对孔子形象的绘制与定型。

  今仍能一睹、颇负盛名的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孔子弟子像》长卷,绢本设色(今藏故宫博物院)。阎立本(601—673年),曾奉诏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秦府十八学士图》《历代帝王图卷》,卒前曾任中书令,当日地位极为尊崇。阎氏生活的时代,正是各州县诏令营建孔庙的突飞猛进时期,适逢其会,恰能作为规制,颁示天下。其所画,正是一位头着儒冠、长髯及颔、目光深邃、睿智,一袭长衣的儒者形象;侧面;左手略微举起,一副正在讲解、授业的模样。唐时“孔庙”“先师”身份的界定,也自会孕育出这类形象。

  而今曲阜孔府所藏高大威猛、目光略微向上,为汉制作律法的《司寇像》,一般认为是吴道子或以其粉本为基础的作品。但其“口露齿”“眼露白”“重耳”等不免丑陋的异相,这汉时谶纬的遗绪,与唐人主流认知、传达智慧与理政观念的“先师”形象截然异趣。反倒是“圣迹殿”中陈列的刻石、传为吴道子所绘的“先师孔子行教像”,长髯飘飘,一副儒雅、蔼如的形象,倒很契合唐人的界定和心理期待。

  阎、吴之后,可能因其盛名,或因诏令作画、版式一统等缘故,唐人无力超越反而渐趋不再绘作,衰歇了——但也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格式,即一种粉本与经典,在世间流传。同时,又以绘刻、塑像的形式,展现了孔子形象在社会上的全面拓展。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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